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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祖父陆焉识跟着婉喻祖孙三人来到婉喻家的弄堂口，目送她们不徐不缓地走进去，再次被撇在黑影子里。
等她们进了弄堂，他就开始往楼上看。
婉喻信中告诉他，房子是临街的，所以从他站立的位置应该能看到婉喻的窗口亮灯。
她们能在点心店和陌生人坐在一个桌吃团圆饭，他也能跟她们人鬼两不扰地团圆。
几分钟以后，三楼的一家亮灯了。
那是带个小阳台的屋子，灯光透出来，照着绳子上晾晒的衣服。
他真的像进入了她们的生活，满心的温柔和酸楚。
这时阳台的门开了，他看见出来的人是丹珏。
等丹珏消失以后，阳台上晾晒的衣服也都消失了。
我祖父陆焉识因为想穿了自己的下场而彻底洒脱起来。
在下场到来前，他要好好跟自己的家人暗中团圆。
。
什么事都给我祖母办妥了，只差她的签名。
那是上海1965年7月，一个星期三的下午。
关于离婚的理由，他一个字都没有提。
婉喻读完那封信就一直坐在椅子上。
一直以来她是抱着希望的，不管它多渺茫。
这一张公文来了，她一签字，希望不再渺茫，因为不再有希望。
子烨已经跟母亲谈了很久；不是谈，是上课。
外面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，哪一场运动都要点到监狱里的老“无期”
。
老头子早就该识相点，提出离婚了。
子烨讲着讲着就迁怒到母亲，说母亲也该多为孩子们想点，在老头子被捉进去时就该跟他离婚。
婉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丹珏跟哥哥吵起来她都没有动。
“我现在就签字。”
婉喻说。
婉喻就像服毒一样心一硬，一笔而成地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手被泪水洗得湿淋淋的，马上花了“婉喻”
二字。
第二天，那只装着离婚协议书的信封被投递了出去。
信封到达我祖父手里时，他拆开一看，除了协议书，还有一张信纸。
婉喻在那封信里也写了她最后的关照：身体保重好，将来看见的时候不至于太不敢认……我祖父是1979年冬天回到上海的。
此时，我祖母的失忆症已经恶化，她悄悄问女儿：伊是啥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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